钟民：浅议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几个问题

钟民：浅议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几个问题｜维权声音

2023-08-20 00:01:35 来源：百度新闻小 中

深入开展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工作，尤其是对于复杂隐蔽和小额广泛的侵权行为、对于具有危及广大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危险的行为，提起损害赔偿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有利于填补消费者不知诉和不愿诉的空隙，加大对违法经营者的惩罚力度，遏制再犯并预防潜在风险；有利于唤醒消费者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减轻消费者获取法律救济的负担，提振社会消费信心；也有利于修复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消费市场提质扩容。

(资料图片)

2022年08月01日起正式实施的上海市新“消保条例”第57条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市消费者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所获得的赔偿金应当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一规定，不仅给消费者组织提起损害赔偿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提供了法律支撑，而且也为公益诉讼与公益基金相互衔接、形成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闭环指明了方向。不过，要真正实现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从传统的禁令之诉向损害赔偿之诉转变，仅仅依此规定还不够，还必须明析厘清三个重要问题。

一、究竟是补偿性赔偿，还是惩罚性赔偿？

在私益领域，即便是惩罚性赔偿，也往往是以补偿性赔偿为基础的，即以消费者支付价款或者所受损失为基数来计算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也就是说，私益领域的惩罚性赔偿，除了具有加重处罚违法经营者、遏制其再犯和震慑潜在违法者等功能以外，也毫无疑问地蕴含着弥补、填平消费者实际损失的功能。同样地，在公益领域，损害赔偿最基础的功能还是弥补，只不过社会公共利益所遭受的损失难以计算，而“危险犯”的社会危害性更是无以量化，所以，理论上一般认为，公益领域的损害赔偿只能是惩罚性赔偿，而不是补偿性赔偿。

但是，我国目前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都是就私益诉讼而言的，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和诉讼实施权的主体都被明确为是消费者、被侵权人、受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所以，如果说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损害赔偿是惩罚性赔偿的话，那也是一种不同于现行法律规定的特殊的惩罚性赔偿。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数额计算上，并不机械地以补偿性赔偿为基础；二是，于实际操作中，需要人民法院更充分地运用自由裁量权。

图片源于网络

二、具体如何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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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有的人民法院以违法经营者的销售金额、实际利润、商品货值或者违法所得等为基数，再参考私益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倍数来确定赔偿数额。还有的人民法院在此基础上，还要将初定的赔偿数额与已经生效的刑事罚金和行政罚款进行抵扣，从而最终确定赔偿数额。

其实，既然说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损害赔偿是一种特殊的惩罚性赔偿，那末，在确定赔偿数额的时候，就不宜再囿于私益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所秉持的“基数×倍数”模式，而必须在遵循“过罚相当”总体原则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多种因素酌定，以实现惩罚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一是，经营者的主观恶性程度。包括是初犯，还是再犯、屡犯，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短，是否采取补救措施，等等。

二是，违法行为的性质、规模、情节和危害后果等等。包括销售金额、实际利润、商品货值、违法所得，违法行为所覆盖的地域范围和主要针对的人群类型，比如，是否是老年人和婴幼儿等等。

三是，经营者是否曾因同一违法行为而受到过刑事罚金或者行政罚款等经济制裁。如果是，则应酌情减少赔偿数额，以免出现过罚不相当的情形。

四是，经营者的经济实力和财务状况如何。虽然，我们不致于像美国法院那样，将经营者的经济实力强弱作为裁量惩罚性赔偿数额的重要因素，但致少也要考虑判罚的可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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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于说，在酌定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数额时，是否还要考虑消费者已经或者将就同一违法行为提起私益诉讼这一因素，那倒不一定。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公益诉讼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和第10条的规定，我国目前对于同一侵权行为的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就是采取分别立案、分别审理和分别裁判的双轨并行模式，公益诉讼的裁判不宜过多地顾及已有的私益诉讼结果，更无法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私益诉讼结果。另一方面，如果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被裁判都要求经营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经营者的财产又不足以同时履行裁判所确定的全部赔偿义务的，那末，只要在执行中坚持私权优先原则即可。也就是说，鉴于私益诉讼的原告与案件本身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恢复更为迫切，在赔偿顺位上应优先赔偿私益诉讼中的原告。

事实上，突破“基数×倍数”模式来酌定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数额，对于经常裁量无限额罚金刑的人民法院来说，并无多少难度。倒是消费者组织，为了使诉讼请求合情合理合法，需要做更多的调查取证和评估权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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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赔偿金如何使用、管理和监督？

对于赔偿金的使用，或者说归属，目前主要有三种做法：一是，上缴国库。二是，由消费者组织发放给因为同一侵权行为而遭受实际损失的消费者。三是，归入消费者权益保护基金会，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事业。其中，第一种做法没有区分民事损害赔偿金与刑事罚金的性质。第二种做法又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与共同私益诉讼中的代表人诉讼混为一谈了，不仅于理不顺，而且在实践中也较难操作。所以，比较合理又切实可行的是第三种做法。

第三种做法在具体操作中，基金会应就接受的赔偿金设立公益诉讼专项基金。专项基金除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监督以外，还要由人民检察院、消费者组织和基金会等各方分别指定专人，共同进行管理，以确保专项基金主要用于两个方向：一是，资助开展消费维权宣传引导等工作；二是，弥补为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所花费的各项合理费用。

作者：钟民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基金会监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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